每个参加访学的访问学者都有一段不可复制的，特别和难忘的经历。他们不仅从中收获了知识，也开阔了眼界，更加提升了自己的研究水平。今天51访学网的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位去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精彩故事。
2017年10月4日至2018年2月12日，我有幸获得清华大学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资助，赴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交流学习。在四个月的时间内，我收获颇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博士论文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我搜集了大量一手文献资料，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初稿，并且完成了中、英文各一篇期刊论文的初稿。第二，在学术交流方面收获颇多。访学期间，我与外方导师、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展开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我曾就我的研究内容进行了100分钟的英文专题汇报，并听取了梅建军教授、汉学家劳埃德教授、鲁惟一先生以及研究所其他学者提出的建议。第三，我的研究主题是抗战时期的中国营养学史，与李约瑟战时来华考察所留下资料有密切关系。因此，在完成自己科研任务的同时，我也为研究所梳理、说明、补充了李约瑟留下的宝贵文献资料，为研究所及东亚科学技术史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下面，我将首先简单介绍李约瑟研究所的概况和特色，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分别从研究进展、学术交流、以及做出的贡献三个方面分享我的收获与体会。
王公和所长梅建军教授（左）
李约瑟研究所是著名的科学史家、生物化学家、社会活动家李约瑟先生亲自创办的研究机构，坐落在英国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
李约瑟先生首先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营养学家，他是胚胎生物化学的创始人，1941年被评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43年，他来到抗战中的中国，为战时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和援助，通过他的努力，将盟国的科学书籍和实验仪器、药品递送到大后方的科学家手中。此外，他还将战时中国科学的研究成果推荐到西方顶级科学杂志上发表，把中国科学家在艰苦条件下展开研究的事迹宣告给全世界，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十大国际友人”。此外，他还因提出李约瑟难题而著名：“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个问题受到了全球学术界的关注和广泛研讨。
李约瑟先生于1947年离开中国，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科学分部的总干事，后回到剑桥大学工作。尽管离开了中国，他对中国的热爱始终没有减弱。从抗战结束，他就开始着手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套书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集大成者，得到全世界学者的赞赏。李约瑟研究所则成为了研究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圣地。继李约瑟先生之后，何丙郁先生、古克礼先生和梅建军教授先后担任所长。研究所以其丰富的藏品闻名，其中包括李约瑟先生的大量手稿，包括李约瑟战时在中国考察留下的日记、书信、笔记等，还有创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所留下的各种资料、提纲。此外，李约瑟研究所保存了大量的珍本书刊，这些书刊跨度上百年，包括中文、英文、日文、韩文、法文、拉丁文、德文等。其中部分是知名学者例如胡适、李四光、郭沫若等人赠送给李约瑟的书籍，还有不少已是孤本。研究所还保存了1200余张李约瑟战时拍摄的照片，这些图片对于展现战时中国科技人才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总之，李约瑟研究所及其东亚科技史图书馆的藏品以其丰富性和独特性，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研究东亚尤其是中国历史、科技、文化的学者。
李约瑟所的藏书和资料
王公和墨菲特馆长（左）
在李约瑟研究所期间，我搜集、整理了大量和博士论文研究相关的资料，并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约12.5万字的写作。我的研究内容是抗战时期的中国营养学史，这是一项科学技术史研究，关注战时中国营养学家如何用科学服务全民族的抗战需求，又如何在这一特殊的环境下推进了科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学家以科学作为武器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并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推进科学的发展，这一直是世界近现代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西方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过一系列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大都只关注到美、英、德、日等科技发达国家，鲜有涉及到中国。抗日战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海内外的中国科学家是怎样动员起来的？解决了哪些战场和大后方的需求？他们为抗战做出哪些努力和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科学家取得了哪些有独特价值的成果？如何推进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科学家和西方学家之间又有怎样的交流和互动？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探讨。
为了进行研究，我在国内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尚待解决，即战时中国科学家与西方科学家的交流是什么样子的？一方面，西方学界对中国科学家的战时工作给予了哪些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战时中国科学家面对的问题和所取得的成果，是否也被西方学界所吸收、讨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要到战时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那里去找答案，而只有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才能更好地诠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海内外中国科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同样也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科学共同体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剑桥期间，我以学术研究为重。我租住的地方里研究所很远。每天我都是很早起床，骑着研究所的自行车前往办公室，利用上午时间找资料（如果有问题可以和墨菲特馆长讨论），下午整理资料，晚上则写作论文，经常一工作就到深夜。几乎每晚我都是最后一个离开、锁门的人，以至于偶尔有一天提前回去，研究所新来的其他学者因为不知道如何锁门而向我电话求助。
经过一百天的奋战，我的论文补充了这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把论文发送给国内导师也请国外导师审阅，得到了教授们的认可。老师们建议我的这一部分可以单独成文，形成“李约瑟与战时中国营养学研究”一文，独立发表，目前已经有国内的CSSCI杂志约稿此篇文章。
凌晨李约瑟所的灯光
李约瑟研究所拥有劳埃德教授、梅建军教授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学者，又因其丰富的藏书、资料以及活跃的学术气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从事东亚，尤其是中国历史、科技、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研究的学者。此外，李约瑟研究所和剑桥大学东亚系、科学史系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每个学期初，我们都会收到这三个单位研讨课的课程表，学者们互相交流，受益匪浅。
李约瑟的学术交流有三类。其一，是一些大型的学术活动。一是在李约瑟诞辰或逝世的周年举办的纪念研讨会。二是自2016年起，剑桥大学为了纪念李约瑟先生，每年举办一次大型李约瑟纪念演讲，邀请世界各地知名的学者进行报告，还会设有酒会等活动。我在2017年参加了第二届李约瑟纪念演讲，演讲人是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他从李约瑟问题出发，讨论了中国经济的转型等问题，受到了中外学者的热烈关注。
其二，李约瑟研究所会不定期的邀请剑桥本地，或由外地来到剑桥的知名学者来做讲座。我在访学期间就参加了两场这样的讲座：第一场邀请了著名汉学家鲁惟一先生，讲座内容是中国的古代地图研究。以一场讲座来纪念鲁惟一先生的九十诞辰，意义深刻。讲座结束，我上前和鲁惟一先生讨论，他还高兴地说“我在清华有一个好朋友”，并告诉我是李学勤先生。另一场则是为了欢迎即将在英国展出的兵马俑，研究所邀请了陕西兵马俑博物院原院长曹玮教授进行讲座。曹先生讲述的是古代祭祀中的礼，其中有不少关于古代饮食的讨论，我也就营养学史方面和曹先生展开了讨论。
王公和鲁惟一先生（左图右）
除了上述两类场面较大的讲座，更多的是李约瑟研究所每周的研讨会。除了本所的研究人员和来访学者，剑桥大学科学史系和东亚系的学者也会来参加——当然，李约瑟所的学者也会参加其他机构的研讨会，我本人就多次去东亚系和科学史系讨论。也许是有意安排，三个机构的研讨会时间相互错开，这样大家不会错过精彩的报告。其中有关于古代典籍乐记的研究，也有关于蒙古文明的讨论，还有关于长城文化的分析，内容丰富、精彩纷呈。
在剑桥，我也汇报了我的研究。李约瑟所的报告为每次一个人，讲座60分钟、讨论30分钟。我的报告安排在2月2日，这时我已经完成论文，研究日趋成熟。报告当天，除了本所的梅建军教授、劳埃德先生、墨菲特馆长等人，科学史系和东亚系的学者也来到现场。90分钟的报告后，大家还没有散场的意思，学术和思想的碰撞还很热烈，直到主持人不得不宣布研讨结束，可以私下自由讨论，这才逐渐收尾。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英文进行一场100分钟的报告，收获极大。
除了正式的报告，日常的午餐会也是我们交流的好场所。李约瑟所在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内，有时我们会去罗宾逊学院的食堂。有时大家也会约好，各自带上拿手的饭菜在研究所举办午餐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学者一起生活，感受着多元文化，这远比书本上来得更生动。
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访问期间，不仅自己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取得了成绩，我也对李约瑟研究所做出了贡献。李约瑟先生的材料以其丰富性和独特性著称，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李约瑟先生战时中国之行留下的材料。李约瑟先生在抗战期间考察了中国大量的学校、工厂、矿山、古迹，行程约四万里，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照片、书信、日记、手稿等资料。而由于抗战时期的历史，尤其是科技史研究，一直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李约瑟研究所很少有这方面的研究者，李约瑟的这些资料很多还没有整理和补充。
梅建军所长和墨菲特馆长得知我是研究战时科技史的学者，便希望我在研究的同时，能够在解决上述问题的道路上推进一步，这当然也是我十分愿意进行的工作。李约瑟在战时发表了很多文章，但由于其在二战期间奔走于英国、美国、印度和中国之间，有不少文章散落，研究所保存的李约瑟文章在这一时期缺了一大块。在我的努力下，补充了30余份李约瑟战时发表的论文，为这部分资料的完整性做出了贡献。又如，李约瑟在抗战期间拍摄了很多照片，但如非从事抗战时期的科学史研究，则很难辨认出其上的很多科学工作者；再如，李约瑟先生战时在中国考察时的手稿，用了很多代称和简写，这其中既有中文又有英文，比如“战时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写成“战训所”或“训所”等。如果不研究这部分历史，读这部分内容简直如看天书一般。这些，我都在我了解的范围内，对其进行了一一辨认、整理，以便后人对宝贵资料的进一步使用，也为了更好地展现战时中国科学家为国为民的历史。这些工作得到了梅建军所长和梅菲特馆长的好评，一些发现也被来访的其他学者所使用。
四个月的时间飞快，在剑桥学习的日子，我一直牢牢铭记自己是清华人，做到在学术上自强不息，在为人上厚德载物，不负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能在上述的论文研究、学术交流、责任和奉献几个层面做出成绩。
剑桥访学是我博士学习过程中非常有意义的一段时光，在这里要十分感谢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给了我这次机会，使我能够和国内外的一流学者近距离接触，开阔眼界，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为祖国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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